三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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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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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韩国与中国史书的记载，高句丽曾两次希望由唐朝引进道教。第一次是在高句丽荣留王七年（624）；第二次则发生在渊盖苏文执政 (642) 以后。高句丽荣留王时代（618－641）与唐朝的关系较为稳定，当时唐高祖想要利用道教提高唐的权威，便派遣道士，让他们在高句丽讲授老子。而渊盖苏文引进道教的目的，也有其政治考量。他想要利用道教提高他的政治力量，消除人民因高句丽即将灭亡的谶言所感到的动摇与疑虑。[1]

第一次接受道教

韩国道教祖庭金仙观（한국도교조정 금선관）

在624年，高句丽荣留王曾请奏唐高祖希望传授道教教义。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注 2]。翌年，高句丽荣留王又遣人人唐学佛老之法[3]。

第二次接受道教

642年，在渊盖苏文尚未执政前，高句丽的政权是贵族联立政权，渊盖苏文来自世代掌握军权的贵族，与许多贵族形成了对立的关系。其父亲死后，受到渊盖苏文势力威胁的荣留王与其它贵族密谋欲联合逐出渊盖苏文。然而642年渊盖苏文动用他握有的军力，杀死了与他在对立面的荣留王和一百多名贵族，并立荣留王之侄为宝臧王，从此掌握了实权。六个月后，渊盖苏文主张高句丽应该接受道教：

《三国史记．盖苏文列传》：“闻中国三教并行，而国家道教尚缺，请遣使于唐求之。”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伏请遣使于唐，求道教以训国人。”

渊盖苏文认为高句丽应该效仿中国三教并行，才能具备天下的道术，并得以维持以高句丽为中心的多元东北亚秩序。因此，高句丽宝臧王二年（643），高句丽再次向唐太宗请派道士。然而这个主张隐藏着高句丽决定维持以高句丽为中心的多元东北亚世界秩序，这和当时隋唐追求以隋唐为中心的一元天下秩序相互冲突。渊盖苏文可能一边向唐朝贡，一边暗中准备随时可能与唐爆发的战争。[1]

百济、新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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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接受道教之后，将道教文化传至百济。百济武王三十五年（634），在宫的南边挖了苑池，在池水中建筑了岛屿，将之比拟为方丈仙山。但《周书》写到：“在百济‘僧尼寺塔甚多，而无道士’”，也无其他史书有有关百济或新罗道士与道观的记载。[4]

百济与新罗的道教研究较重视与神仙信仰有关的道教文化。

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新罗人金可记赴大唐留学，在考中“宾贡进士”后，放弃仕途，隐居终南山子午谷，学习内丹术，成为韩国道教始祖。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二月十五日，金可记“羽化登仙”，后人在子午谷修建金仙观，将金可记的传记刻在一块巨石之上，而金仙观也被韩国世界金仙学会冠以韩国道教祖庭之称。

但是此时期道教在朝鲜半岛尚未形成教团[注 3]，王室为中心的人们主要把它视为保护国家的宗教，在民间老百姓把道教视同民间信仰结合起来，被融进民间信仰或其他宗教[注 4]中而逐渐没落无所知，且人们并不认为民间信仰的道教是一种外来宗教[5]。但不管如何，已有史料可证明道教在古代朝鲜的传播及其影响[6]。

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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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在高丽王朝发展兴盛，并得到王室的提倡，当时由中国宋代传入不少道教典籍、科仪等。至中期佛教兴起，道教开始衰落。

朝鲜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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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时道教一方面受上层社会推崇，宫中经常举行各种大规模的斋醮活动，朝廷制定了制度化的道教祭祀仪式，并成立了昭格署，为国家道教官署，配备有一定的官员管理各个道教祭典。昭格署由三清殿、太一殿、直宿殿、十一曜殿以及内外诸坛组成，祠祀玉皇上帝、太上老君、普化天尊、梓潼帝君等神仙以及日月星辰、四海龙王、幂府十王等道教神祇。

但另一方面，朝鲜王朝推崇儒教，道教亦一度被部分学者打压，如赵光祖就曾建议废除昭格署，而部分道教仪式和思想因而渗透至民间。

日本殖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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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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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后，韩国开始出现了道教教团组织[注 5]，并与中国道教协会建立了联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