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历史上的很多战乱年代，都出现过“三姓家奴吕布”式的人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改换门庭，简直到了眼花缭乱的地步。如果这种改换门庭是为了在极端环境下保命，那从人性角度出发尚可理解，毕竟不可能人人都是文天祥。可如果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断横跳，那真的是让人不齿了。

太平天国的降将不少，例如韦俊、程学启、丁汝昌等等，他们大多都是在极端环境下投降的，后来则为清帝国效死力，其人品没有受到后人的过多苛责。然而这些降将中有一个人却数次反复于太平天国和清帝国之间，为的是让自身利益最大化，他就是被后世学者称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军阀”的苗沛霖。

出身安徽贫农家庭的苗沛霖少年时实属励志典范，他发奋苦读圣贤书，实现阶层跃升，取得了“生员”功名，成为受人尊敬的私塾教师，生活平静无忧。在苗沛霖30多岁时，太平天国兴起，他的家乡随之成为捻军、太平军和清军三方角力的战场。

苗沛霖先是积极响应清帝国号召，招募地方青年编练乡勇，可是他财力不足且地位低微，结果无人理会。一怒之下，苗沛霖投入捻军张乐行帐下。在这支文盲遍布的义军里，苗沛霖很快冒头成为张乐行的“师爷”。可不知为何，他又脱离捻军，重回家乡参加了清帝国地方官员招募的团练队伍。由于苗沛霖熟悉捻军的作战风格，屡次在战斗中获胜，使得他成为一支万余人的地方团练首领，占据寿州（今安徽淮南市寿县）凤台县为根据地，人称“小周瑜”。

苗沛霖的势力范围正卡在清帝国与太平天国的缓冲地带，由此成为战争双方竭力争取的对象。苗沛霖趁机左右逢源，增强实力。公元1857年冬，太平军在江淮战场陷入低潮，苗沛霖接受了清帝国的官职，协助清军展开对捻军的围剿，极大阻碍了太平军与捻军的协同作战。三年后，苗沛霖与清廷地方官员爆发尖锐矛盾，他自觉羽翼已丰，于是趁清帝国内外交困，举起反清大旗，率军攻占交通要冲正阳关，自称“河北天顺王”，正式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

既与清帝国翻脸，苗沛霖为争取同盟军，随即蓄发向太平天国称臣，得了一个“奏王”的封号。然而仅仅一个月之后，苗沛霖就借太平天国之势，开始与清帝国暗通款曲，趁机扩大地盘……

就这样，在反复横跳之间，苗沛霖占据了几乎寿州全境，随后将势力发展至淮北和豫西地区。而这一带是捻军张乐行部的根据地，苗沛霖不断率军攻击本是同一阵营的张乐行，使得清帝国坐收渔利，而急需捻军提供兵员和稳定后方的陈玉成则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可毕竟苗沛霖头顶着太平天国“奏王”的帽子，陈玉成拿他毫无办法。

公元1862年初，安庆陷落，清军在多隆阿的率领下逼近庐州，陈玉成被困庐州。苗沛霖看到太平天国式微，立即再次改换门庭，下令部众剃发投向中原清军统帅胜保的麾下。他率军倾力与捻军作战，助清军解了颍州（今安徽阜阳市）之围，使得清军对陈玉成的包围越收越紧。

即使苗沛霖如此卖命了，清帝国上下还是对他不信任，不给拨付他急需的军饷和粮草装备。苗沛霖只得进一步表忠心，向中原清军统帅胜保提出了一个诱捕陈玉成的计划。

一场“连环计”就此紧锣密鼓地展开……

公元1862年夏初，清军在庐州四周已经聚起多隆阿的骑兵、李续宜的湘军和袁甲三的地方团练共6万余人，其实际战斗力已大大超出陈玉成守卫庐州的太平军。更糟的是庐州城中粮草不足，根本禁不住清军围困。陈玉成这才感到事态严重，他分别向洪秀全、李秀成，以及捻军张乐行、远征中原的赖文光求援，可毫无回音。原来清军已经完成了对庐州的包围，陈玉成派出的信使大部分被清军截杀。

主攻庐州的清军主将多隆阿本想速战速决，暗中准备掘开淝河大堤灌城，结果被陈玉成得知消息，他派出“小左队”骑兵奇袭掘堤的清军，使得多隆阿的水攻计划失败。不得已，多隆阿只能重拾清军攻克安庆“打呆仗”的战术，用筑垒挖壕的“笨”办法一步步迫近庐州城。陈玉成穷尽办法，根本无法打破清军包围。最终清军占领庐州外西南面的高地，架起大炮昼夜轰城，而攻城部队则进抵城东，集结待命。

就在此时，苗沛霖的信使装扮成乞丐进入围城，向陈玉成呈上藏在打狗棍中的书信。信中称：如果英王不甘坐困，可突围至寿州，百万军民期待加入麾下，共同消灭“清妖”。据史料记载，陈玉成接信大喜，不顾部将反对，立即部署向北突围事宜。

公元1862年夏，多隆阿指挥清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城战。仅仅4天时间，庐州城防就面临最后的崩溃。陈玉成率3千“小左队”骑兵从庐州北门血战突围，直奔200余里外的寿州。在他身后，清军已破城攻入，“照例”是血火盈城的局面。

经过一天的急行军，陈玉成抵达寿州城外，此前他派往联络苗沛霖的部将余安定出城迎驾。陈玉成见到余安定后立即放下戒心，仅带部将陈仕荣等数十名亲随入城与苗沛霖相见。令陈玉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余安定早已被苗沛霖收买，出卖了恩主。结果陈玉成等人还没有见到苗沛霖，就被缴械擒拿。

在重兵押解下，陈玉成被送至颍州胜保大营。胜保对陈玉成展开劝降，甚至和他探讨招降石达开的可能性。陈玉成笑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其视死如归的决绝令人动容。

胜保下令将陈玉成押解至北京邀功。囚车行至河南卫辉府时，清廷诏书亦至，命令将陈玉成就地凌迟处死。据说行刑刽子手先割数十刀，见陈玉成面不改色，心生敬意之下，遂刀捅入心，给了他一个“痛快”。其态之凛然，其状之悲惨，实在令人唏嘘！

顺便一提，定计擒杀陈玉成的胜保和苗沛霖在一年后也相继身死，原因是苗沛霖再次反叛清帝国，胜保受到牵连，以“养寇自重”的罪名被慈禧逼迫自杀。而苗沛霖则被僧格林沁率军剿灭。原本苗沛霖是想再次投降以躲过被清帝国清剿的，可惜僧格林沁不为所动，坚决灭掉了苗沛霖的九族。

为自己报仇的居然是死敌，陈玉成泉下有知，怕是要大呼痛快。

（四川泸定海螺沟）

我们再分析勇略过人的堂堂英王是如何误中“连环计”的。

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陈玉成在军事决策上的一连串错误，让他的出路越走越窄。

陈玉成不接受赖文光的建议，并令其分兵北上，已经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实力，而他过于自信，忽视了周边清军实力的增强，使得庐州被围。此时摆在陈玉成面前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向东突围，与天王洪秀全会合，以拱卫天京；二是向北突围，追赶赖文光等人开拓新根据地。

而此时清军有意“围三阙一”，在城东集结攻城主力，城南和城西则有清军的炮兵阵地，给陈玉成让出了向北突围的道路，使得陈玉成向东往天京突围也需从城北迂回，而庐州以北即是苗沛霖的控制地区。合理推论可知，清军必定在陈玉成通往天京的途中布下重兵，逼得陈玉成只剩下进入苗沛霖地盘一条路可走了。

其次，陈玉成用人、识人方面出现重大失误，最终陷入小人彀中。

陈玉成中计过程中有三个关键助推人物，一是装扮成乞丐的信使，二是苗沛霖，三是余安定。只要陈玉成识破其中一人，甚至只要产生疑虑，就不会轻易上当，至少应该制定防范风险的预案。可粗线条的陈玉成对劣迹斑斑的苗沛霖都充分信任，就更不用说区区一个信使和追随多年的下属了。

最后，太平天国高级将领各自为战，不管友军的死活，成为陈玉成被围身死的深层原因。

有某些史料记述，陈玉成被围后发出的求援信，有一个人是收到了的，他就是李秀成。

曾国藩为了准备进攻天京，已将安庆方面的清军兵力使用到了极致，庐州战场及其外围出现任何一支太平军援军，都会让清军顾此失彼。这也是曾国藩启用左宗棠、李鸿章二人的新军，甚至“洋枪队”雇佣兵去牵制李秀成30万大军的原因。

如果李秀成全力救援庐州，他只需派一支援军取道天京而进入庐州外围战场，就可以达到分散围城清军力量的目的。然而，李秀成为经营自己的“小地盘”，坐视陈玉成覆灭，丝毫不考虑唇亡齿寒的后果。“诸侯化”严重到这种程度，真是阖该太平天国亡国。

安庆、庐州相继复克后，曾国藩指挥清军乘胜进军，再次对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形成战略包围。曾国荃率湘军陆军主力进抵至天京城南不足20里的雨花台，彭玉麟则将湘军水军大本营设在夹江与长江交汇的河口地区，全面控制天京附近的水路通航。

天京与外界仅剩下东南一条窄窄通道，连接着天王洪秀全与忠王李秀成两大阵营。此时天京城内仅有不足5万太平军，其中还包括1万多女营女兵，城防顾此失彼，漏洞百出。张皇失措的天王洪秀全向李秀成下诏，严令其回军救援，否则国法难容。

坐镇苏州、正在指挥上海会战的李秀成面对措辞如此严厉的诏书，却相当淡定。在他看来，陈玉成的江淮根据地虽被剿灭，但淮河流域的捻军仍在牵制着中原清军，而攻克庐州的多隆阿被清帝国调至陕西平定少数民族民变，此时突前至天京的湘军根本没有实力攻城，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而且李秀成对天京的困境也不是没有动作，他已派得力部将谭绍光向西进军攻克湖州府，并将湘军悍将鲍超阻挡在宁国府（今安徽宣城市）一带，对进驻雨花台的曾国荃湘军形成了反包围态势。

因此李秀成认为天京局势可控，并不需要紧急救援，只要他胜利结束上海会战，再腾出手来回军天京不迟。

然而，李秀成误判了形势，他过于自信乐观了。

在外国势力的干预下，上海会战根本不可能很快结束。这个内外势力交织、利益分配复杂的战场形成一个巨大泥潭，最终使李秀成这支太平军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下一篇就说说上海会战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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