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看什么是谶。《说文》言部云：“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6]张衡说：“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7]所谓谶，就是今天所说的预言，它因与人类巫术主义的思维模式相关，起源甚早。吕思勉曾解释其思维原理说：“《礼记·中庸》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为古人信谶之原。盖未审人事因果之理，以为凡事皆由前定也。”[8]清代徐养原说: “窃意纬书当起自西京之际，而图谶则自古有之。”[9]刘师培《谶纬论》云：“乃世之论谶纬者，或谓溯源於孔氏，或谓创始於哀平。吾谓纬谶之言，起源太古。”[10]何以将谶纬起源定于太古？刘氏此文开篇即有交代：

粤在上古，民神杂糅。祝史之职特崇，地天之通未绝。合符受命，乃御宇而作君；持斗运机，即指天而立教。故祷祈有类於巫风，设教或凭乎神道。唐虞以降，神学未湮，玄龟锡禹，鳦鸟生商。降及成周，益崇术数，保章司占星之职，《洪范》详锡畴之文，旧籍所陈，班班可考。[11]

凡此诸家之论皆可说明，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源远流长，自上古以来就已存在。但谶虽然存在已久，正式得名则在秦汉之际，现存资料最早中提及谶的，应是贾谊的《鵩鸟赋》，其中“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一句，其“谶”字《汉书·贾谊传》作“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策”。如果说此文还存在班固以意改字的可能，《淮南子·说山训》“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谶书著之”[12]，则算是比较确定的以谶称呼此类现象的最早文字。此后《史记·赵世家》记秦穆公梦见天帝，中云：“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13]《史记·扁鹊列传》同载此事，唯“谶”作“策”。可见谶之名称至迟在西汉中期已经出现。且从《淮南子》所言“谶书著之”来看，当时已有以预言占验为主的相关书籍。

其次来看什么是汉谶。汉谶与谶名称相近，但内容上区别很大。这类谶在汉代有图谶、经谶、谶记等称呼，有时也被笼统称之为谶。它主要产生于西汉晚期，正是在这种观念上，汉人有图谶起于哀平之说，此说以张衡为代表，《后汉书·张衡传》载：

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14]

这段话是现存最早论及谶纬产生时间的文献，也引起了后人的很多争议，清严杰《经义丛钞》专门收录了一组名为《纬候不起于哀平辨》的文章，便是清代学者专门针对张衡观点而撰写的辩驳之作。但如果细心䌷绎《后汉书》此文便可知道，张衡所言的图谶乃专指汉代出现的一类著作。谶言现象虽然出现较早，但在哀平以后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一点吕思勉看得很清楚：“或谓《七略》之中，既明有《图书秘记》，安得云向、歆阅定无之？而不知成、哀以后之所谓谶者，与前此之谶不同也。前此之谶，民间所行者无论矣，即如秦人所传者，亦谨言一姓之事，此则总计历代兴亡。”[15]“是时所谓谶者，大抵皮傅字形，曲解文义，非复如前此之谶，有数术以为之本，故张衡讥其为‘不占之书’。”[16]可见张衡所言之图谶，乃假借圣人之言，传达神意的荒怪不经之作。在此之前的谶言，多是对一些超自然神秘现象的好奇关注，即或虽有造作，却并不普遍，很多带有民间传说的性质；汉代的图谶是随着汉朝统治的衰落，因士人假借神祗圣贤的名义，对社会政治进行直接干预，而大量涌现的一种神学撰造之作，两者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张衡说图谶不起于哀、平之前，实际上是把握住了汉代国家图谶之学和民间谶验之说的内在区别。至光武帝即位，由于在他争夺政权的过程中，图谶符命起过很大的作用，所以他不仅尊崇这种学问，还命令臣下将这类图书予以整理，最后以八十一篇官定图谶的形式颁行天下。这类假借神意、张皇天命的谶书因荒诞粗俗，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反对，桓谭、郑兴、尹敏等人都曾对光武帝明确表示过不同意见。但由于光武帝的推崇以及东汉历代皇帝的提倡，图谶之学反而在东汉大为兴盛，为人广泛传习。

再来看与谶相关的纬。关于谶和纬之间的关系，历代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认为谶、纬有别：

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史记自序》引《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传》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17]

这种说法导源于《隋书·经籍志》，《隋志》论述谶纬书籍的分类曰：“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18]此处言“别立纬及谶”，可见是将此类书籍分为纬和谶两大类，《隋志》定《河图》、《洛书》及《七经纬》八十一篇为纬书，《尚书中候》、《诗推度灾》、《含神雾》、《孝经援神契》、《杂谶》等为谶书。

另一派则认为谶纬实乃一物，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王鸣盛云：“纬书者，经之纬也，亦称谶。”[19]俞正燮亦云：“纬故在谶，谶，旧名也。”[20]顾颉刚也说：“谶是预言，纬是对经而立的。……这两种在名称上好像不同，其实内容并没有什么大分别。实在说来，不过谶是先起之名，纬是后起的罢了。”[21]均认为谶、纬无别，两者是一样东西。

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这就需要对汉代人词语使用的实际情况做一番考察。就今天可见的资料来说，《东观汉记·明帝纪》引用《尚书璇玑钤》等纬书，称之曰图谶；《续汉书·律历志》蔡邕引用《春秋元命苞》、《春秋命历序》、《易纬乾凿度》等纬书而称为谶；郑玄注《易纬乾凿度》引《春秋合诚图》，称为春秋谶，可见在汉人的观念中，谶、纬间并无严格的区别[22]。而且在东汉后期以前，汉人著述中只见谶、经谶、图谶等类的称呼，却从无纬书之类的字样，这说明当时对纬书一直是以谶相称的[23]。

至于纬作为内学、秘记概念的使用，就现存材料来看，石刻要早于典籍。现存最早的石刻资料是蔡邕《玄文先生李休碑》，其中云：“休少以好学，游心典谟。既综七经，又精群纬。钩深极奥，穷览圣旨。”[24]据碑文所载，李休卒于永寿二年（公元156年），此时蔡邕二十四岁，已经到了东汉后期[25]。此前，并无谶纬分立的现象。这就说明所谓的谶、纬之别，是后人由纬乃纬经之书，谶乃预言之书等字面意义而产生的区别。对于汉人来说，谶因其为预言之书而具有神圣性，后来又因经学之尊崇，赋予其纬经之名以提高其权威性。因此，汉人观念中谶纬间并无区别，只不过谶名起源较早，纬书名称起源较晚而已。在汉代谶纬的论述上，顾颉刚等人的观点较为准确。

在探讨汉代谶纬时，古今学者经常将它与汉代的灾异之学混为一谈，以此来考察谶纬的流变，如刘师培：

及武皇践位，表章六经，方士之流，欲售其术，乃援饰遗经之语，别立谶纬之名，淆杂今文，号称齐学。故玉带献明堂之制，儿宽草封禅之仪，卦气爻辰，京氏援之占《易》，五行灾异，中垒用以释《书》。经学之淆，自此始矣。[26]

此处将汉代今文学盛行的阴阳五行之说，与具神学性质的谶纬之说等同，实际上是将谶纬泛化了，与汉人对谶纬的认识有本质区别。据《后汉书·儒林传》载：

建武二年，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时世祖方草创天下，未遑其事。……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27]

尹敏赞成灾异谴告之说，却反对图谶之学，这足以说明灾异和图谶在汉人心目中显非一事。吕思勉对这一点也做了区分：“世或以汉时之言阴阳灾异者，与谶纬并为一谈，其说亦非。观张衡言夏侯胜、眭孟之徒，述著无一谶言；刘向父子，阅定九流，亦无谶录；已可明之矣。此皆言阴阳灾异之大宗也。”[28]

总之，就两汉谶纬来说，首先是有存在较久的谶验观念，这种现象因人们的巫术主义思维而起源较早。至迟到西汉中期，这种现象已经得名为谶。至西汉晚期哀、平之际，具有汉谶风格的神学大为兴盛，这类著作被称为谶、图谶、经谶、谶记、秘记等不一而足。进入东汉以后，由于光武帝及东汉诸帝王的提倡，图谶之学成为当时的主流学术，在社会上风行一时。到了东汉晚期，纬的名称开始出现，这是图谶之学借着经学提高自己地位的一种手段，体现出图谶、秘记的研习者，除了通过圣贤制作、天命神意等手段提高其地位外，还试图从学理上通过与经的搭配来自神自圣，巩固它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但即使是在纬名出现之后，谶和纬的使用也无严格区别，经常相互交替使用，直至汉末魏初出现“谶纬”这一笼统的称呼[29]。

二、郑玄纬书学考论

自蔡邕在《玄文先生李休碑》中说：“休少以好学，游心典谟。既综七经，又精群纬。钩深极奥，穷览圣旨。”以纬书称呼图谶文字之后。这种用法渐渐流行起来，其后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无名氏《冀州从事张表碑》“该览群纬，靡不究穷”（《隶释》卷八），建宁四年（公元171年）蔡邕《郭有道碑》“考览六经，探综图纬”（《文选》卷五十八）[30]均作如是表述。在“群纬”、“图纬”这些文字中，纬用来指称与六艺相对的秘书、内学，其所指已经同于汉人常称的经谶、图谶了。

与碑刻中这种用法相应，稍晚一些时候，学术典籍中也出现了相同的用法。就现存资料来看，最早这样使用的就是汉末大儒郑玄，现存有数处文献反映了这一情况，如《礼记·王制》“岁三田”孔颖达正义所引郑玄文字：

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谷梁》“四时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当六国之亡，谶纬见读而传为“三时田”。作传有先后，虽异不足以断《谷梁》也。[31]

又其注《周易》：

《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也。[32]

又《郑志》：

张逸问：“《礼》注曰‘书说’，‘书说’，何书也？”答曰：“《尚书纬》也。”当为注时，时在文网中，嫌引秘书，故诸所牵图谶，皆谓之“说”云。[33]

又《戒子益恩书》：

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34]

这四段文字虽然都与郑玄以纬称谶有关，但时间上却有先后之别。《郑志》为郑玄孙郑小同所编，出于三国曹魏时期，此书虽然仿照《论语》，以郑玄及弟子问答为主，但难免会受编者观念的干扰；《周易》为郑玄晚年所著，在郑玄注经过程中，是最后完成的一部著作；《戒子益恩书》则是郑玄临终前写给其子的遗言。综合而论，郑玄称谶为纬且年代较早者，当为第一段文字所引资料。此处论及《谷梁》“四时田”与《公羊》“三时田”之优劣，最后论断《谷梁》优于《公羊》，显然是在比较二传的优劣，据《后汉书·郑玄传》：

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35]

此文褒扬《谷梁》，批评《公羊》，当为郑玄所撰《起废疾》之遗文。《起废疾》的撰写，与何休撰写《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直接相关，那么何休是什么时候写这些书的呢？《后汉书·儒林传》载：

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又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党禁解，又辟司徒。群公表休道术深明，宜侍帷幄，幸臣不悦之，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36]

郑珍曾言《后汉书》此文叙述有误，因何休光和五年（公元182年）卒时，灵帝时党禁尚未解也。故此处所云“党禁解”云云，当为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时第一次党禁。这次党锢仅半年，所谓党禁解即指此时。何休《公羊解诂》撰毕，适逢灵帝时党禁，他于党锢解禁二年前去世，并无党禁解之事。因《后汉书》叙事顺序不清，极易滋生误解[37]。何休何时撰写《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史无明文，从范晔文字叙述的角度来看，或许在延熹党禁后不久；而郑玄之《发》、《箴》、《起》三书，则是在其禁锢期间，以注《礼》余力为之，时间相距当不会太久。

郑玄在汉末遭受党锢的情况，他在《戒子益恩书》中曾有提到，云“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38]，灵帝时党锢至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解禁，前后共十七年。郑玄共禁锢十四年，他被禁锢当始于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如此则郑玄之《起》、《箴》、《发》三文，当作于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始禁锢，至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何休卒之间，此为现存郑玄称谶为纬的最早文献。

郑玄精于纬书之学，他不仅遍注群经，于纬学也多所钻研，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文化风气所决定的，郑珍说：

康成注诸纬候在注群经之先。盖其时俗尚内学，非精图纬不名通儒。康成又志在囊括百家，故早岁不免疲神于此。[39]

又《后汉书·郑玄传》：

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问，莫不嗟服。[40]

可见纬学是郑玄成为通人的必要条件，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下，想要成为学术上的通才，仅仅精通儒家经典是不被人认可的。郑玄想要成为时代学问的集大成者，谶纬之学自然是绕不过去的领域，因此，在郑玄的学术版图建构中，注经之外还有注纬，郑珍说：

刘昭《续汉书·百官志》注：“康成渊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礼》而忘舜位，岂其实哉？”珍按：如康成自叙，则遭禁杜门，十四年中，其精力全在《三礼》也。《续汉志》裁卽才字。云注《中候》才注《礼》，以知自辞融归后，至坐党前凡八九年，已为《易》《诗》《礼》《尚书》四纬作注。[41]

郑玄于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左右辞别马融归乡，从此时至注《三礼》之前，于他为遍注群纬时期。

郑玄不仅在经学上具有集大成性质，在纬学上也具有海纳百川的气象。东汉以来，图谶之学大兴，刘师培言：

及光武建邦，兼崇谶纬。以为文因赤制，字别卯金，乃帝王受命之符，应炎历中兴之运。遂谓历数在躬，实唐虞之符籙，阴嬉撰考，亦洙泗之微言，尊为秘经，颁为功令，谶以辅纬，纬以正经。而儒生稽古，博士释经，或注《中候》之文，或阐秘书之旨。故麟经作注，何休详改制之文；虎观论经，班固引微书之说。纬学之行，於斯为盛。[42]

此文描述了东汉以来谶纬之学的兴盛，这一点在当时的文化活动中也有体现。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八十一篇于天下。图谶是刘秀争夺天下时获取舆论支持的有力手段，故而他在夺得天下之后，更是钦定图谶，以证明自己再兴汉朝为天命所归。是后，由于东汉历代皇帝的提倡，当时的学术与政治便多受谶纬的影响，如樊儵“以谶记正五经异说”（《后汉书·樊儵传》），刘辅“论集经传图谶，作《五经通论》”（《东观汉记·沛献王辅传》），贾逵“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又摘谶互异三十余事”（《后汉书·贾逵传》），章帝建初四年编成《白虎通义》，书中频引经谶，元和二年又诏命依《尚书璇玑钤》、《帝命验》、《春秋保乾图》等谶书制定律历（《续汉书·律历志》），曹褒则“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后汉书·曹褒传》）等，这些均是图谶之学在当日兴盛的体现。

在此风气之下，东汉出现了不少谶纬著作。清人曾据东汉人的著作情况，拟撰了不少后汉艺文志之类的作品。就谶纬一类的著作来看，侯康的《后汉艺文志》所辑录大致有：诏令校定图谶，郗萌《春秋灾异》十五卷，贾逵《摘谶》，杨统《秘记家法章句》、《内谶二卷解说》，景鸾《河洛交集》，朱仓《河洛解》，翟黼《援神钩命解诂》十二篇，郑玄《易纬注》，《尚书纬注》，《尚书中候注》，《诗纬注》，《礼纬注》，《礼记默房注》，《乐纬注》，《春秋纬注》，《孝经纬注》，《洛书注》，宋衷《易纬注》、《乐纬注》，《春秋纬注》，《孝经纬注》，郗氏说，袁氏说。共一十二家二十五部[43]。在这些著作中，郑玄所撰有十部，约占其中的一半，而注释的范围，也几乎涵盖当时谶纬之学的所有门类，可见他在两汉谶纬之学上集大成式地位。

由此可见，东汉晚期是图谶之学纬书化的重要时期，郑玄作为经学大师，不仅称谶为纬，还替纬书作注。这种做法无形中提高了纬书的地位。纬字《说文》系部释曰：“纬，织衡丝也。”指其本意是织布过程中与纵向的经相配的衡丝。由此引申，凡是与经相配合的事物，都可以称为纬。如《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嫠不恤其纬。”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周礼·冬官·匠人》：“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所用的要么是织布衡丝的本义，要么是与经配合，组成经纬这一词语来使用，并无与六经相配合的纬书之义。最早与六经配合的纬书之义，出自于班固《汉书叙传》“纬六经，缀道纲”一语，它表示班固的目标，是将《汉书》撰成与六经相配的著作，与后来直接称纬书为圣人所撰还是有所区别的。随着东汉末以纬名谶的影响，纬字的典籍义项也得以出现，曹魏时刘熙《释名》有《释典艺》一类，中云：“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图，度也，画其品度也。谶，纤也，其义纤微而有效验也。”[44]纬和经、图、谶等代表典籍的字一样，在此时也已经具有了典籍的意义。郑玄作为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师，不仅在释经时较早的称谶为纬，而且在注经之前更是遍注群纬，这种做法对纬书地位的提高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郑玄以纬注经再评价

注纬之外，以纬注经是郑玄的另一大特色，他经常引用纬书知识，对经典文本进行诠释。郑玄引纬注经的做法，也引起了后人的批评，如梁许懋即云：“郑玄有参柴之风，不能推寻正经，专信纬候之书，斯为谬矣。”[45]宋王应麟亦云：“郑康成释经，以纬书乱之。”[46]《四库提要总目》更是于《周礼注疏》下直接批评：“玄于三礼之学本为专门，故所释特精，惟好引纬书，是其一短。”[47]

针对这些批评意见，当然也有学者为郑玄辩护，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清代的陈澧，他先对这些批评意见进行了回应：

后儒多讥郑君信纬，如梁许懋云：郑玄有参柴之风不能推寻正经，专信纬候之书。孔冲远亦云郑玄笃信谶纬，王伯厚亦云郑康成释经以纬书乱之。皆谬说也。《续汉书·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刘昭注云：郑玄注《月令》曰秦官。《尚书中候》云舜为太尉。束晳以此追难玄焉。臣昭曰：康成渊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礼而忘舜位，岂其实哉！此是不发讥于《中候》，而正之于《月令》也。广微之诮，未探硕意。澧谓如许懋、孔冲远、王伯厚，皆刘昭所谓未探硕意者也。[48]

陈氏指出后人对郑玄信纬的指责皆失于肤浅，未能深入了解郑玄引纬注经的真正用意。对于郑玄引纬注经的具体做法，他也做了相关考证，如：

郑君《戒子书》自言，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覩秘书纬术之奥。六艺则曰博稽，传记则曰粗览，秘纬则曰时覩。三者轻重判然，其注经有取纬书者，取其可信者耳。《生民》诗《毛传》云：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喾焉。笺云：姜嫄当尧之时为高辛氏之世妃。《孔疏》云：《春秋命历序》云帝喾传十世，则尧非喾子。稷年又小于尧，姜嫄不得为帝喾之妃，为其后世子孙之妃也。张融云若使稷是尧兄弟，尧有贤弟，不用须舜举之，此不然明矣。郑君取纬说精确者如此。[49]

又：

郑君注经不信纬说者多矣，后儒疏陋未考耳。如《良耜》诗“有捄其角”，《毛传》云，社稷之牛角尺。《郑笺》不据《礼纬稽命征》宗庙社稷牛角握之说以易《毛传》。《月令》“反舌无声”，注云：反舌，百舌鸟。不从《易纬通卦验》虾蟇无声之说，何尝专信纬书乎？[50]

陈澧通过具体分析，说明郑玄在引纬注经时，并没有盲从纬书之说，而是对纬书所言精心裁择。只有经过理智判断，有助于文本正确解读的知识才会被他采用。不仅如此，郑玄对当日流行的所谓纬书为圣贤所撰的说法，也保留有自己的看法。郑珍也曾揭明郑玄对于纬书的态度：

观其注经，必迟之又久乃始下笔，年过五十首注《三礼》，《诗》《书》《论语》，《礼》毕后甫为，直至梦告之年乃注《周易》。则其视经纬轻重，于此判矣。岂眞以纬候为出自孔子哉。[51]

可见郑玄虽注纬引纬，但对于汉代流行的孔子作纬书之说，却并不盲目信从，而是有着自己的理智看法。

徐养原说：

康成之信纬，非信纬也，信其与经义有合者也，《诗》、《书》注中所引，皆淳确可据，比之何休，特为谨严。”善乎，昔人之言曰：纬书之文，未必尽出妄人之手，其间谬妄虽亦不无，要在学者择焉而已。[52]

徐氏此言，可称是对郑玄引纬注经的客观评价。

但这些评价无论是批评还是支持，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即纬书是荒诞不经之作，里面充斥着各种粗鄙离奇的内容，少有可以采择之处。这种观点源远流长，自桓谭、尹敏、郑兴、张衡之时已如此，以后随着谶纬频频被禁，它的污名化现象更加严重，是以通人羞于提及此学。郑玄对这些知识的重视运用，与他的通儒形象显相违戾，所以无论是批评他信纬，还是辩解他有选择的采用，都没有脱离这个大前提。

可是，这种对于纬书的认识，显然是不够全面的，也影响了我们对郑玄引纬注经的评价。那么，纬书到底是怎样一种东西，我们又该怎么来认识郑玄的引纬注经呢？其实清代以来，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始对纬书进行正面评价了。张惠言在评价汉代纬书之学时说：

《稽览图》论六日七分之候，《通卦验》言八卦晷气之应，此孟京阴阳之学。《乾凿度》论乾坤消息，《易》之大义，条理毕贯。自诸儒莫能外之。其为夫子绪论，田、杨以来先师所传习无疑。[53]

此语足明《易》纬所蕴含的哲学观念、科技知识有很多值得重视的地方。朱彝尊则说：

《考灵曜》之文，大都推步之说，……，考其言无悖于理，隋燔纬书，若此与《括地象》虽置不燔可也。[54]

朱氏强调了《考灵曜》和《括地象》因所载的天文、地理知识而具存在价值。刘师培的言论可称是此类观点的总结：

若夫情由性生，礼从爱起，以敬胜殆，以义强躬。渐兰渐鲍，证孔门“习远”之言；太素太初，近老氏“真空”之旨。凡兹粹语，足辅九流。推之，礼详卉服，地测温泉，横行为蛮貉之书，画像别古初之制。数止于五，至六以上皆互乖；气成于三，与九相推无所戾。计六经之尺度，辨百体之殊名。六律则溯其起源，五谷则稽其名义。阳墟石室，奇铭辨仓颉之文，洞庭包山，秘籍识夏王之字，亦足助博物之功，辅多闻之益。[55]

如刘氏所言，在剔除纬书表面那些荒诞离奇的话语之后，我们会发现其中同样有不少真知灼见，反映了汉代社会文化、科技知识等方面的新进展，其中有许多内容正可以为经典诠释提供帮助。

对于纬书产生的原因，葛兆光的一段话曾有论及：“掌握着秦汉时期知识与技术的除了少数知识精英外，还有相当多多类似巫祝的术士，他们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自朝廷下至村落，而支配秦汉时期的思想与行为的，除了颇具哲理的精英思想外，还有相当丰富的、可以付诸诸实用的经验和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故事。历数、星象、云气、物怪等知识，昆仑、三岛、十洲等等传说，在当时都很流行，并不比那些看上去上哲理化的东西影响小。”[56]葛氏的这段话触及了纬书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汉代方技之学十分发达，就《汉志》所载书籍来看，它们的数量远超其他门类，在当时的知识领域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但这些虽是时人知识拼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形而下的星历、卜占、测算等，往往零碎而不成系统，不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所需要的理论性，无法契合精英阶层建构政治理念的需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自然也比较低。《后汉书·郎顗传》曾载有其父郎宗一事：

时卒有暴风，宗占知京师当有大火，记识时日，遣人参候，果如其言。诸公闻之表上，以博士征之。宗耻以占验见知，闻征书到，夜县印绶于县廷而遁去，遂终身不仕。[57]

郎宗通过方术占卜得知京师当有大火，虽然最后应验。但在朝廷以博士官征召他时，他却耻以“占事就征”而遁去，终其身没有再出来做官。郎宗的这种做法正反映出方技之学地位的低下，与那些具有形而上理论支撑的知识无法相比，所以他耻以此见征。但郎宗虽然没有出来做官，他的儿子郎顗却是东汉影响很大的谶纬学大师，史书记载他“少传父业，兼明经典”[58]，当因郎顗善于用儒家经典来装点方技之学，通过理论化、思想化的方式，将风角、星占之学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结合，使其具有普适性的指导意义。这种转换又往往以圣人秘作的名义出现，通过自神自圣彰显自己身上的天命神意色彩，最后以内学、秘书的面目进入精英阶层的视野。

郎宗之事可以解释当日谶纬产生的一般途径，即随着汉武帝设五经博士，儒家学说在官方思想内确立了统治地位。方技之学作为纯粹的知识集合，想要提高自身的地位，只能通过与意识形态对接的方式，来增强自身的理论性与观念性，这样就不仅能解决具体问题，还具有可以推而广之的普适性。谶纬之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其实是这些方技之学改头换面后的结果。葛兆光说：“方技数术知识虽然来自对天象历算、气象物候、地理博物等方面的经验，但它毕竟零散而不成系统，但是，当它进入上层社会，并需要解释已知与未知、当下与未来的所有事物与现象时，它就不免捉襟见肘，因为具体的经验并不能解释一切，于是当它被上层文化人所接纳，并提升为上层的思想时，它就把这种经验扩张并引入了当时主流的宇宙理论，就可以借助理论的运算加上经验的想象，迅速膨胀自己的涵盖范围，以解释已知现象推测未知领域。在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多的内容，都与巫祝史宗的知识与技术有关，但又都吸取了当时的哲理，超越了具体的、操作的范围，成了纯粹的，甚至是形而上的思辨。”[59]葛氏的这段话揭示了纬书产生的典型过程。谶纬其实是当时技术知识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因而在其荒诞不经的外衣之下，留存着很多科技知识的成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谶纬本质上是以民间知识为主的汉时代文化的集中体现。而郑玄在注经时也往往根据纬书之说，对经典文本作出了新的解读，如《梁书·许懋传》所载：

高祖雅好礼，因集儒学之士，草封禅仪，将欲行焉。懋以为不可，因建议曰：臣案舜幸岱宗，是为巡狩。而郑引《孝经钩命决》云“封于泰山，考绩柴燎，禅乎梁甫，刻石纪号”。此纬书之曲说，非正经之通义也。[60]

此处郑玄将《尚书·尧典》舜巡狩岱宗的解释，与汉代兴起的封禅之风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封禅在汉代之前文献稀少，而入汉以后，汉武帝和光武帝均曾进行封禅，它已经成为当日朝廷政治文化中人人倾心注目的大事，故郑玄在注解《尧典》时援引纬书将这一情况阐发出来，这其实是将经典诠释与现实联系的一种手段。

《十月之交》，毛序以为刺幽王，郑玄易为“当为刺厉王”，这种观点上的分歧，也和纬书也有很大的关系，《毛诗正义》于此诗序下云：

《中候擿雒戒》曰：“昌受符，厉倡孽，期十之世，权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贤，山崩水溃纳小人，家伯罔主异载震。”既言昌受符为王命之始，即云“期十之世”，自文数之至厉王，除文王为十世也。剡与家伯与此篇事同，山崩水溃即此篇“百川沸腾，山冢崪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为厉王，但纬候之书人或不信，故郑不引之。[61]

可见，郑玄的观点是与纬书《中候擿雒戒》相一致的，虽然，他在这里没有直接引用谶纬批驳毛序旧说，但谶纬对他阐释文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王先谦就此处评价说：

《中候》又云：“昌受符，厉倡孽，期之十世，权在相。”自光武信谶，举世风靡，说者遂以剡为厉王后。……自康成用谶注经，《中候》更成铁案，而此事分属厉王矣。[62]

又《毛诗正义·文王》序下，引郑玄讨论文王受命之说云：

是郑意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而命之也。郑知然者，《易乾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灵台，改正朔，布王号于天下，受箓应河图。注云：受命后五年乃为此改。应犹如也，如前圣王所得河图之书。由此而论，旣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虽连以伐崇改正之事，云受箓应河图，则二十九年之文为受箓而发。受箓者，卽谓受丹书王命之箓也。以此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卽是赤雀所命之年也。[63]

虽然郑玄所持的观点与《尚书大传》、《史记》一样，认为文王称王后七年而卒。但却引用了《易纬乾凿度》的说法，以文王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得赤雀丹书，于文王为称王后之七年。而此处所引《乾凿度》的主卦求岁之术，则是汉代历算之学发展的新体现[64]。由此三处所引文字可以看出，郑玄在引纬注经时，要么对传统文本注入新的内涵；要么驳正旧说，提出新见；要么以新方法来论证传统观点，均能不袭故径，别出心裁，体现出十足的时代特色。美国学者戴梅可言：“在‘五经’的经线中填以政治预言、宇宙观想象和双关语汇，反映当时与天文、医学、地理有关的数术兴趣，纬书有助于沟通古老说法与当下理论。”[65]克罗齐有“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在经典诠释过程中，诠释者也免不了受时代的影响，郑玄之所以引纬注经，正是因为纬书之说多层面体现了汉代的科技水平、文化观念，能够为传统的经典诠释注入时代特色。

郑玄引纬注经的做法，对于扩大传统经典文本的涵盖范围，有着直接的帮助作用：“因为经书毕竟只有几种，无论如何自由阐释，总是受到历史与文本的制约的，而纬书却可以无限制地制造，它可以兼容流行的知识与技术、想象与经验，也因为它与经书的关系而分润其权威的光环。”[66]纬书作为汉人的著作，有着鲜活的民间知识特色，但它与传统经典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立。民间知识是精英思想的土壤，没有了民间知识的支撑，所谓的精英思想也会成为无源之水，很快就会干涸枯萎。葛兆光就说：“与一般知识力图向精英思想提升的趋势一致，精英思想也在向这种一般知识索取资源。”[67]郑玄采用具有民间思想气息的谶纬知识对传统经典进行诠释，无疑是将二者进行融会贯通的一个有效方式。因此，郑玄的引纬注经其实是以经典和纬书为媒介，通过诠释经典将传统学问与时代知识勾连，使得经典可以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动获得新的生命力。这样做不仅扩大了经典的容受范围，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将经典文本时代化、社会化的重要方式。

综而言之，谶纬是两汉学术的重要特色，其间谶、汉谶、纬等概念有着不同的指涉。因谶验行为与人们思想中的神秘主义思维相关，故而谶作为一种生活现象由来已久，且至迟在西汉中期已经确定了其名称。汉谶则是西汉晚期，士人为了应对帝国政治的混乱衰弱，假借天命神意而造作出的神学预言，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性。这些图谶、谶记兴起于哀、平之际，经东汉光武帝的大力宣扬流行于东汉一朝。纬图谶之学为了获得与经学相匹配的地位，于东汉晚期通过攀附经学，采用经外纬内、以纬配经方式提出的一个新名称。就郑玄来说，他不仅是较早以纬称谶的学者，而且由于认识到了谶纬的合理性，因此对它不仅并不忽视，还通过遍注群纬的做法，推动了谶纬学术地位的提高。作为一个集两汉知识之大成的学者，谶纬不仅是郑玄学术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经学诠释的重要特色。郑玄引纬注经的做法虽招致了后人的不少批评，但在仔细考察他的具体经学诠释实践时，我们可以发现，郑玄并非被纬书乃圣贤秘作的流行说法所迷惑，而是对它们谨慎辨析、精心去取，通过吸收其合理成分，对经典文本作出了符合时代需求的新诠释。这是因为谶纬作为汉代的流行学问，是汉代民间知识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它除了荒诞离奇的神学天命、政治预言，还体现了汉代科技知识、文化观念等各方面的新进展。郑玄引纬注经的经典诠释方式，不仅间接扩大了经典的表现内涵，还赋予它们以全新的生命力，使得传统经典与时代知识实现了交互贯通。这也是经典文本作用于社会的重要途径，有着深层次的意义。

注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典化视阈下的汉代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6BZW089）的阶段性成果。

[1]《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11页。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07-208页。

[3]以此事为虚构的有刘孝标：“马融海内大儒，被服仁义。郑玄名列门人，亲传其业，何猜忌而行鸩毒乎？委巷之言，贼夫人之子。”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08页。认为此事属实的有洪亮吉：“或谓融汉世大儒，必不至此。然余以为《世说》所言，必非伪造。融既可为梁冀草奏诬李固，固以此遂致身；又作《西第颂》以媚冀，则其心死久矣。忌才而害及门下士，尚其小者。”参周兴陆：《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328页。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07页。

[5]关于谶纬之起源，姜忠奎罗列有三十多种说法，参姜忠奎：《纬史论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 18-37页；钟肇鹏列举了十二种说法，参钟肇鹏：《谶纬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6页；吕凯将其以时、人、书分为三类，归纳为九种说法，参吕凯：《郑玄之谶纬学》，台北，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38页。另外，陈槃：《谶纬起源旧说》，《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台北，国立编译馆，1991年版，第99-108页；王令樾：《纬学探源》，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55-75页；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21页；张峰屹：《两汉谶纬考论》，载《文史哲》2017年第4期，皆可参考。

[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1页。

[7]《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第1912页。

[8]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38页。

[9]徐养原：《纬侯不起于哀平辨，《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第七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864页。

[10]刘师培：《刘申叔遗书》，扬州，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4187页。

[11]刘师培：《刘申叔遗书》，扬州，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4186页。

[12]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21页。

[13]《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143页。

[14]《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第1912页。

[15]吕思勉：《秦汉史》，第738页，739页。

[16]吕思勉：《秦汉史》，第738页，739页。

[17]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7页。按：《总目》言《史记》、《汉书》引用《易纬》之文，似乎纬书在西汉前期已经存在，对于这一现象，徐养原解释的很好：“《礼记·经解》引‘君子慎始，谬以毫厘，差以千里’，只称《易》曰，不称纬曰，而《通卦验》有之。《史记·天官书》引‘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只称故曰，不称纬曰。此乃纬书袭用古语，非古人预知纬书而引之也。”参徐养原：《纬侯不起于哀平辨》，《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第七册，第864页。

[18]《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41页。

[19]王鸣盛：《蛾术编》卷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6页。

[20]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四，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542页

[21]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7页。

[22]黄复山：《郑玄之<尚书>谶纬学》，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23]参黄复山：《郑玄之<尚书>谶纬学》，第56-71页；张峰屹：《两汉谶纬考论》，载《文史哲》2017年第4期。

[24]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58页。

[25]黄复山曾考察东汉经谶称纬的起始，认为应该以郑玄为最早，但他只注意到东汉流传下来的经史典籍，却没有考察石刻史料的撰写情况，是其不够周密之处。参黄复山：《郑玄之<尚书>谶纬学》，第56-71页。

[26]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第4186页。

[27]《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上》，第2558页。

[28]吕思勉：《秦汉史》，第742页。

[29]据张峰屹考证，“谶纬”一名最早出现于《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群臣所上奏疏中，参张峰屹：《两汉谶纬考论》，载《文史哲》2017年第4期。

[30]按：《蔡邕集》载《郭有道碑》文，言其卒于建宁二年，《水经注》载《郭有道碑》文，云卒于建宁四年。据王利器考证，郭太卒于建宁四年，本集所载不确，当依《水经注》所载碑文为准。参王利器：《郑康成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80-82页。

[31]孔颖达等：《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页。

[32]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06页。

[33]郑玄撰，郑小同编：《郑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页。

[34]《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第1209页，第1207-1208页。

[35]《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第1209页，第1207-1208页。

[36]《后汉书》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下》，第2583页。

[37]郑珍：《郑学录》，见《郑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61-462页。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据范传系何休卒于中平元年（184年）党禁解后，参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89-590页。王利器则认为范书叙事不误，因古文“五”与“七”相类，故“十七年”当为“十五年”之误。参王利器：《郑康成年谱》，济南，齐鲁书社 , 1983年版，第69页。按：如何休著《公羊解诂》从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因陈藩而禁锢时算起，则至其光和五年（公元182年）去世，适得十七年，与范书所言相合，不烦改字。且中经党锢解禁，与范书所言党禁解亦合。如按王说，则党锢解之事无从解释。又因古籍多采用年号纪年，相对于数字差讹来说，年号错误的可能性较小，故范书不大会误“中平”为“光和”。综较三说来看，郑珍所言既合党锢解禁，又合著述十七年之说，最为近理。

[38]《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第1209页页。

[39]郑珍：《郑学录》，见《郑珍全集》，第534页。

[40]《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第1211页。

[41]郑珍：《郑学录》，见《郑珍全集》，第460页。

[42]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第4187页。

[44]毕沅：《释名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1页。

[45]《梁书》卷四十《许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75页，

[46]王应麟：《困学纪闻 上》卷四，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329页

[4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49页。

[48]《陈澧集》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页，270-271页，271页。

[49]《陈澧集》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271页。

[50]《陈澧集》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页。

[51]郑珍：《郑学录》，见《郑珍全集》，第534-535页。

[52]徐养原：《纬侯不起于哀平辨》，《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第七册，第865页。

[53]郑珍：《郑学录》，见《郑珍全集》，第532页。

[55]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第4190页。

[5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9-260页。

[57]《后汉书》卷三十下《郎顗襄楷列传下》，第1053页。

[58]《后汉书》卷三十下《郎顗襄楷列传下》，第1053页。

[5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62页。

[60]《梁书》卷四十《许懋传》，第575页。

[61]孔颖达等：《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页。

[62]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79页。

[63]孔颖达等：《毛诗正义》，第530页。

[64]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2-136页。

[65][美]Michael Nylan.The five “Confucian” classics. Yale Universty Press 2001. P12.译文参考[英]魏根深著，侯旭东等译：《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67页。

[6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65页，260页。

[6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65页，260页。

本文原载于《孔子研究》2019年第3期，推送是排版略有改动，引用请核对原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